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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好,这个问题很有趣,也很具体。确实,从汉代到晚近,碑额喜用篆书这一现象延续了很长时间。
先说点题外话。不同书体适用不同场合的规则,很早就被人们所认识。南唐文字学家徐铉(916-991)曾说:“若乃高文大册,则宜以篆籀著之金石,至于常行简牍,则草隶足矣。”(《说文解字韵谱》序)可见篆籀与草隶在施用场合上有正式和日常的区别。
时间再向前推七百多年,曹魏书家韦诞就以擅长题署著名,而京兆韦氏在韦诞之后一直有工于题榜的“门业”延续,东晋太元(376-396)中,孝武帝改治宫室及庙诸门,先是请王献之用隶书(或作“隶草书”)题榜,献之固辞,又请刘瓌用八分(东汉碑刻中如《曹全》《张景》一类的字体)题写,最后请韦昶(韦诞兄韦康的玄孙)以大篆改之。可见篆书较八分、草隶更适合题写门面、匾额一类的标识性载体,您所说的碑额正与此同理。
篆书较其他书体的最大特点:装饰性。而且,小篆又为篆书中最具装饰性的一种,虽已摆脱古文字难识的特点,却仍保留些许大篆的图画性特征。装饰性会加强视觉记忆,所以小篆比其他书体更为醒目,也就更适合作为标题。不惟碑额,古代书画卷轴题耑也以小篆最常见。
如果再往前追溯,碑额(亦可称“碣”)的前身或许是木质的“楬”。“楬”广泛发现于秦汉简牍中,其形制大多圆首涂黑(或绘网格纹)、上有钻孔,用来系在箧(竹编储物箱)或囊(丝布编织的袋)上,功能是标识内里所盛装的物品名称、数量等信息。木楬虽较碑额体量为小,但因为功能都是标识,所以同样需要醒目。我们今天能够看到最早的木楬实物,出土于湖南里耶古城1号井里(俗称“里耶秦简”)。在总计近2万枚有字简牍中,只有楬上会出现篆书,而其他的日常文书全部是隶书。
从里耶木楬到韦氏题榜,再到徐铉所谓“篆籀”“草隶”之别,大致可以梳理清楚这一问题的学术史和内在理路。仅供参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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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好!很有意思的话题,我也尝试和您一道思考~
 我想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:
 一、锺繇生活时间距今约1800年,而明清书家董、刘等人距今不到500年。人们对遥远的事物总归不比晚近的事物记得清,这是常理。魏晋书法虽备受追捧,但一般爱好者除了锺繇、二王,又知道几位呢?萧梁时期(502-557)的书论家庾肩吾曾“辄删善草隶者一百二十八人”(实际为123人),略加品评,撰成《书品》(唐张彦远《法书要录》收录,不妨找来看看),为我们提供了一份从汉末到萧梁的书法名人谱。其中张芝、锺繇、王羲之位居前三甲,但其余120人恐怕大部分都不为今人所知,以去今久远故也;
 二、锺繇书迹存世量少(疑似真迹1、刻帖不足10)。这实际上是第一个原因的结果,因为久远,所以大量书迹亡佚。大众不会对没有实体的话题一直追捧,对于书法这种视觉艺术而言尤其如此。您提到的董其昌、刘墉都是明清的著名官员、书法家,他们的书法作品在各级博物馆中都还能看到,甚至围绕他们还能做专题展(如2018年上博围绕董其昌组织的“丹青宝筏”展)。曝光率悬殊,锺繇书名当然远在董、刘之下;
 三、锺繇书风处在“旧体”末期,后人接受程度不及王羲之。史载锺繇善三体“铭石”“章程”“行押”,这是就其功用而言。以风格论,锺繇书法仍保留大量隶书笔意,长沙出土走马楼吴简中有很多字迹应当与锺繇书法类似,可以参看。这种书风在东晋时被改变,主要原因是书写材料从竹木简变为纸,再加上王羲之、王献之等一众新体书家的涌现,锺繇那种扁长、古雅的书风不再适应新的时代需求。时至唐太宗极力鼓吹王羲之,以锺繇为代表的、东晋之前的书风彻底式微。虽然明代祝允明、王宠等还曾提倡仿效锺繇以复古,但毕竟难以再现“锺、张信为绝伦”的过往。
 以上,仅供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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